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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京热重口 _人物|陈绛 惟愿诗书济世长

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上海文史馆馆员陈绛先生住在徐汇区中心医院的病房。约定上午9时碰面,90岁高龄的陈老早早就端坐在休息区静候。依然神清气爽,并不见罹患过重疾的疲态,回忆起家族往事,他历历道来,思路清晰。

陈绛先生出身于福州螺洲陈家,家族明朝以降便为地方显族,到了清代,从传说斩过皇子的十四世刑部尚书陈若霖(1759-1832)起开始显达,他的十七世曾孙陈宝琛(1848-1935)则因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而广为人知。

陈绛先生谦逊地总结自己一生“碌碌无为”,最重要的是“无欲则刚”四字。一代名门之后稳健治学、洁身自好的大家之风呼之欲出。

“天下之本在国,国之本在家”。家风对于家族传承,乃至民族发展起着深刻的作用。从陈绛先生家族与个人的故事中,可清晰地感受到中华传统文脉随时光绵延而日新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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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师之家的庭训

在中国清史中,陈宝琛是一代忠义之臣,是陈绛的伯祖父。“我小时候常听父亲对我们这些孩子讲他的小故事,诸如陈宝琛教溥仪读书,见溥仪坐时喜欢抖腿,便提醒他‘树摇叶落,人摇福薄’,教导他做人要稳重,举止要端庄。晚年他面责郑孝胥怂恿溥仪出关投敌,批评郑孝胥挟持溥仪潜赴东北,当了日本傀儡。如果说家教的话,这也是陈家用以规范后代行为的‘活教材’了。”

往上推,陈绛的曾祖父、陈宝琛的父亲陈承裘(1827-1895)因其祖父得道光皇帝赏赐黑狐马褂,但这位先祖不慕仕进,淡泊名利,辞官回到螺洲,养亲课子,为乡人排忧解难,举办公益事业。陈宝琛继承了父亲不畏强势的耿直风骨,敢批逆鳞,是晚清清流派健将,中法战争后,得罪了慈禧的陈宝琛被贬官降职,陈承裘安慰他道:“我担心的就是你官升得太快。”

人物|陈绛 惟愿诗书济世长

一代忠义之臣陈宝琛

陈氏家族尊崇儒学,提倡教育。陈宝琛贬官废居故里20年,主要精力都放在兴办教育、培养人才上。他认为教育根本在于小学,关键在于师资,1903年将东文学堂改组扩建为全闽师范学堂,即福建师范大学前身。他还支持夫人、光绪状元王仁堪的胞姐王眉寿创办乌石山女塾,在全闽师范学堂附设女子师范传习所。

陈绛的父亲名懋丰(1886-1962),陈家子嗣得儒家传统的濡染,陈绛的父辈名字都是用《易经》的卦、爻取名和字号。美国华裔学者杨联升告诉陈绛,他的叔父、陈宝琛的幼子陈懋随(时士、立鸥),少时和溥仪是玩伴,历史上唯一一个“把皇帝当马骑的”;又有二伯祖宝瑨的长子陈懋鼎是第一个将《基督山恩仇记》翻成中文(文言)的人,他学问佳,好诗词,所著《槐楼诗钞》尤为著名,郑逸梅的掌故笔记中曾有提及。三伯祖宝璐长子陈懋豫的独子陈總(岱孙)(1900-1997)是著名学者,一代经济学宗师。陈绛回忆:“1983年我获得奖学金,出国前,收到岱孙大哥的信,介绍我去见费正清,还希望我到他的母校哈佛拍一张当年他住过的大楼给他。”

陈绛这一辈以“纟”旁取名,父亲告诉他,当年家族长辈为下一辈怎样取名请示陈宝琛时,陈宝琛道:“现在做人最要紧,就用‘亻’旁吧。”“他所谓‘做人’,就是要做儒家理想中的‘君子’。”

陈绛之父是科举制度废除前最后的秀才,少时认叔叔陈宝琛的内弟,光绪状元王仁堪为义父,与王家表兄弟一同学英语,后因祖母早年孀居,遵从“不远游”的古训,改去日本留学。大学毕业回国后,见清朝被推翻,从此深居简出。他一直不失时机地用儒家道德标准来要求和规范后代的日常生活。陈绛的大儿子出生后,陈父引经据典地以《孟子》中“伊尹圣之者仁也”“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”,为之取名“任”。二儿出生时,陈父年值七十,给陈绛写信道:“《曲礼》‘七十曰老而传’,注‘传家事任子孙’,取名我想以‘传’字为名。”陈父亦重视儿童教育,用端正的蝇头小楷抄录唐诗绝句、《孟子》名句让陈绛教孙辈,希望陈绛能像自己早年一样用传统文化来熏陶子嗣。他特别关照陈绛,孩子喜欢的“当作唱歌唱曲”,不喜欢的不要强求,并可挑容易认识的字“由少积多”,“将来不怕文字不认识,所求者,胸中多有优良书卷文章”。

人物|陈绛 惟愿诗书济世长

陈父手书唐人绝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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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学海上的转折

岁月如烟,祖辈的光芒逐渐因时代的巨大裂变而被掩埋。幸运的是,陈家的后代大都勤奋努力,各自在不同领域里成绩斐然。受家族的影响,他们又都是非常本分的人,恪守着很高的做人的道德底线。

陈绛评价自己的父亲是“真正的儒者”。“他不饮酒、不抽烟、不佞佛、不信教、不求名、不逐利,洁身自好、淡泊简朴地度过了他平凡的一生。”父亲的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陈绛一生。

自日本留学回国后,陈父托人经营祖传的慎昌钱庄作为家中生计,因委托非人,在一次挤兑风潮中崩盘,不得不负债卖田。尽管如此,钱庄收盘很久以后,还有人拿钱庄开出的庄票兑现,陈父照样用现款付还。陈父一生淡泊,家道中落的境遇,更使他视名利为缰绳,满足于平淡的生活。对于孩子,他不主张单纯的知识教育,重视今天人们常说的“素质教育”,特别是“德育”。中学毕业,陈绛与父亲商讨报考志愿,一向尊重孩子意愿的父亲道,只要不读法律与医学,因为“前者替人告状,无理也得说成有理”;后者“万一有所失误,是要伤人性命的”。

“因当时读了一些进步书籍,觉得经济是社会的基础,决定上层建筑”,如此,陈绛选择了经济系。在福建学院经济系读了一年后,陈绛离开了南方的故乡,与自己年仿的胞侄陈俱乘海轮到了上海,双双考上了圣约翰大学。

从传统文化气息浓郁的家乡到中西文化碰撞下开明开放的上海,陈绛仿佛一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,“前几年世界校友联谊大会,有海外校友来到旧址所在地即如今的华东政法大学,情难自已地跪吻校园怀施堂前的土地。约大所提倡的‘通识教育’,以及对人的尊严的重视都令我们一生获益。”

1949年9月,和着新中国成立的鼓点,陈绛毕业了。百废待兴的国家亟需人才,同年,复旦大学成立了经济研究所,21岁的陈绛经过笔试、口试被录取了。

“说是进了研究所,其实是一共录取了87名研究生。我是最小的,年纪最大的同学女儿和我一样大。带着不同社会经历的我们住进了复旦淞庄,几座日本式建筑的宿舍,面对着新社会的新问题,大家常常争得面红耳赤,但生活中却相处得非常和谐。”

最让陈绛和同学难忘的是时任所长的许涤新。“抗战时期,许涤新曾在重庆《新华日报》资料室,他以这段经历告诫我们,做学问和做人一样,都要扎扎实实,从资料工作做起。这席话,我很听得进去。”

那一期研究生班虽然时间短,只有一年,但学生质量高,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上海财经部门和社会科学院的骨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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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战工作的芳华

由南至北过外白渡桥,矗立着见证了中国现代史的百老汇大厦(今上海大厦)。1950年,陈绛与汝仁、叶庆楠、王雅平等几位同学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华东局,安排来到位于百老汇大厦11楼的统战部工作。恰同学少年,大家登上18层的观景台,滔滔东去的黄浦江水和江边连绵的万国建筑群尽收眼底,心底不免涌起要为国家献身的壮志。

华东局统战部在1949年6月1日成立,兼管上海市的统战工作,由市长陈毅亲兼部长,副市长潘汉年兼副部长,周而复为秘书长。陈绛等几个年轻人加入不久后,又从大夏大学调来3位女毕业生,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陈绛妻子、教育系毕业的任佩仪。

那段时间,大家吃住都在大厦里,除了办公,工作人员还有一个俱乐部,下班后,大家可以去打乒乓球、康乐球,每周还会请人来,教大家唱歌,举行舞会。大家沉浸在共和国新生的快乐中,周末偶尔还会遇到来参加舞会的陈毅市长。

秘书长周而复更是和这些可爱的年轻人打成一片,晚上常带着大家到大厦后面的小街吃小笼包子、鸭血线粉汤,有一次还自己开车带大家到南京路兜风,然后到大世界附近去吃郑福记酸梅汤。

潘汉年的妻子董慧当时担任统战部秘书科科长。她和气近人,还经常自掏腰包买水果点心分给大家吃。老同志们亲切地直呼她“阿董”。董慧看到陈绛和任佩仪在恋爱,还热心地撮合说:“小任啊,我看陈绛不错,你就不要犹豫了。快点结婚吧!”

人物|陈绛 惟愿诗书济世长

结婚照

“我们是在1953年的劳动节结婚的。遵循当时新事新办的风气,就在部内给同事分发了些糖果。同事们用凑份子的方式,给我们购买了热水瓶、台灯、笔记本等日用品作为祝贺。”周而复送给新人一部四卷本的肖洛霍夫《静静的顿河》,董慧送给新人的,则是一把精致的小刀。

此时,统战部的办公场所已经搬到了江西中路福州路口的建设大厦5楼。被分配在秘书处调研科的陈绛主要负责部内文字工作,因为年纪轻、笔头快、干劲足,同事给了他“快笔头”的称誉。

1952年,“五反”大潮下,陈绛作为检查队一员,被分在所谓“303”户的棉纺织组,在华懋饭店(今和平饭店),荣毅仁、刘靖基等人都在这个组。周而复特意叫陈绛到办公室,要他把资本家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下来给他看。“他还交待我,要记全,要忠于原话。后来,我才知道,他当时正以自己统战工作的经历为基础创作长篇小说《上海的早晨》,正在收集素材。我记录的一些简报,有一些的确被吸收到了小说的情节里。”在小说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出版后,周而复还专门送给陈绛一本,“文革”后,他还送给陈绛他的新作、长诗《伟人周恩来》。

历史如奔跑的火车呼啸而过,1957年,陈绛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(后改为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)工作,开始从事经济史研究,上世纪60年代到黑龙江呼玛县“插队落户”,7年后调回上海,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了一年编辑后,自愿要求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直至退休。

人物|陈绛 惟愿诗书济世长

陈绛近影

“垂髫之年,备受父母宠爱,入学之后,只知读书不问世事,及今老矣,碌碌无为,但唯不负陈家祖训治学为人之道。”陈绛诚恳地表示,如果要说家训的话,陈家子弟印象最深的是陈宝琛之父陈承裘的两副对联:“忠孝只嘉名,非愚无以尽实际;聪明原美质,守正方不入歧途”“创业历艰辛,安享当思能负荷;处盈防满溢,吃亏还算占便宜”,“我们都把这当作家训看待。”(吴南瑶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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